為《新視界》寫的片評：先鋒、藝術與刺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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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紀8十年代看《車站》和《絕對信號》，我記住了作者高行健。但是我卻不知道林兆華，因為他是導演，我是寫小說的。后來我還追逐過高行健的1本小冊子《現(xiàn)代小說技巧初探》。不僅是我，那時代幾乎所有具有雄心的作家都受過這書的啟蒙。那個年代普遍引用恩格斯對“文藝復興”的論斷：“這是1個多么需要巨人，而且產(chǎn)生了巨人的時代。”大家都要想當巨人。 如今時過境遷，沒人想當巨人了，已經(jīng)是1個“犬儒”的時代，但是林兆華卻仍然在做著他的大事，這就是他被稱為“大導”的首要原因吧。《新視界》這1期的標題，也叫做《林兆華：大導大戲》。從《絕對信號》，到《車站》、《野人》、《狗兒爺涅槃》、《3姐妹·等待戈多》、《趙氏孤兒》、新版《茶館》、歌劇《夜宴》……1路下來，現(xiàn)在又有了1個“大制作”的《刺客》。“大制作”這種說法，由不得人們不想起大片《英雄》、《無極》們，南海空調加雪種陳凱歌也曾是“8十年代之子”，但是如今“金劍已沉埋”。林兆華也感慨“權力和金錢具有太大的誘惑力”，高行健流放到了國外，他避免了1劫，林兆華留在國內(nèi)，難道他也在劫難逃？ 但是林兆華說不。他認為《刺客》仍然在踐行著他的探索。比如企圖用新的觀點來思索“士為知己者死”；又比如讓演員穿上古裝，又保留著現(xiàn)代的短發(fā)；又比如，在《絕對信號》中，他讓演員直接與觀眾交流，“進入蜜蜂的想象”那段，蜜蜂追隨著笑聲從車體中走到觀眾面前，而在《刺客》中，仍然“強調演員和觀眾建立聯(lián)系”，他還讓舞臺只有1個場景，利用人物隊形變化，虛擬出不同的故事場景，讓觀眾想象戰(zhàn)爭的發(fā)生。主演濮存昕警告觀眾要“帶著想象力走進劇場，千萬不要把用歷史劇的概念來套這部劇”。但這是冒險的。在這樣1個時代，迎眾媚眾都惟恐不及，竟然敢對口袋里揣著錢包的觀眾指手畫腳。執(zhí)著是執(zhí)著了，但執(zhí)著是需要資本的。我1直沒想明白，他們的資金從哪里來？不論你愿意不愿意，1切無疑都要落實到“錢”上。看了《新視界》，才知道，林兆華把自己房子都抵押上去了。當然還有投資者，但他對投資者說：“保證我給你回報，我回報不了，要共同承擔風險。”南海空調加雪種們是絕不會跟投資方這樣說話的。我忽然發(fā)覺，林兆華們倒很像他導演的刺客：“縱然9死，也無遺憾。” 《刺客》取材于《史記》，這是1個冒險者的故事，1個冒險者屢戰(zhàn)屢敗、屢敗屢戰(zhàn)，甚至不惜毀容吞碳，獲得刺殺的機會。公元前四五三年，晉國大臣智伯興兵伐趙，企圖1舉消滅對方，為實現(xiàn)其取代晉君掃清障礙，不料事與愿違，反被趙襄子所殺。智伯門客豫讓為替主人報仇，假扮囚徒尋機行刺，不幸失手被擒。趙襄子感其忠義，不但放了豫讓，而且從此對豫讓避而遠之。為了接近趙襄子，豫讓不惜以暴虐自殘，希望獲得行刺的機會，終卻再遭失敗，留下1句“士為知己者死，婦為悅己者容”，慷慨赴死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豫讓的行刺，并非是為了捍衛(wèi)道義，鏟除暴君。他所行刺的趙襄子，無論在世人還是在他的眼中，都是明君，而他所侍奉的主人智伯卻是個暴君。然而就因為主人待他如國士，而趙襄子殺了這個主人，他就要用國士的禮節(jié)來回報，毅然行刺，他遵循的，說是“士為知己者死”的“義”，其實是他存在的“義”。我們可以設想，假如趙襄子也將他尊為國士，他該怎么辦？或者智伯與趙襄子和解，豫讓該何去何從？“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”在正常的人際關系中，在平淡的和平年代，刺客是要消亡的。所謂刺客，要義就是“刺”，刺客精神，就是搗亂精神。 這使我想起了“先鋒”。林兆華也曾被稱做“先鋒”。雖然他似乎不喜歡這個稱呼，他說“我從來沒先鋒概念，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先鋒。”他甚至說“在我的戲里，無處不在有著中國戲曲美學原則”。他所說的“中國戲曲美學原則”就是被布萊希特撿回來的我們老祖宗的東西。西方戲劇追求寫實，認為戲是對自然的摹仿；中國古代戲曲追求想象，認為戲是對生活的虛擬。林兆華的戲劇里確實有著很明顯的虛擬色彩，無需贅言。但是中國傳統(tǒng)戲劇講究“假定性”，比如騎馬，只揮舞著馬鞭，絕對不會把馬拉上舞臺，而林兆華卻把汽車開上去了，在舞臺上轉圈。實際上，正如他自己接著說的，“藝術創(chuàng)作是破規(guī)律的，不受規(guī)律局限的。”他想否定“先鋒”，但恰恰印證了“先鋒”。 什么是先鋒？法國先鋒劇作家尤奈斯庫曾經(jīng)通過查閱詞典的方式，找到了“先鋒”1詞的原意：所謂先鋒，是指1支武裝力量的先頭部隊，其任務是為這支武裝力量進入行動做準備。美國人卡林內(nèi)斯庫在《現(xiàn)代性的5副面孔》1書中，詳細的考察了“先鋒”這個術語的歷史，描述了它從始于法國大革命的軍事術語轉向社會政治術語，再轉向始于一九世紀初的文化和文學藝術術語的過程，他認為，無論是軍事先鋒還是政治先鋒，抑或是文化先鋒，都有1個共同的特點：“浪漫主義烏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熱”。必須注意的是，烏托邦不等于正確，它只是浪漫；救世也不等于拯救真理。這也就是“刺客”的特點。 其實“先鋒”，并沒有固定的模式，只是1種狀態(tài)。批評家張檸歸納：軍事上的“先鋒”冒險、大膽和殘忍，政治上的“先鋒”自由、控制和死亡，文化上的“先鋒”反叛、怪誕和新奇，“先鋒”的文化力量就是1種擺脫了線性時間的結構性力量，它可以有許多表現(xiàn)形式，比如可以是“飛行的人”，不等待大部隊到來獨自行動，也可以是“停滯的人”，不跟著大部隊行動，原地踏步，或者是“狂舞的人”，他們在大部隊的邊緣行走、跳舞、嬉戲、狂歡，他們沒有既定的章法，跟大部隊若即若離，滿心渴望脫離大部隊，他們還以雜亂的腳印攪亂大部隊前進的車轍，他們還吹響“魔笛”，將那些在權力、斗爭、殺戮和瘟疫的城堡中不可自拔的“鼠群”引向森林。無論是哪1種，似乎都可以在林兆華的戲劇中找到佐證。在幾十年的藝術實踐中，他左突右撞，不停地打破常規(guī)，打破正常秩序，甚至“評判跟不上他的步伐”。 我曾經(jīng)在1個訪談里說過：“所有的作家都應該是先鋒的，不先鋒就不要寫了。”被《文藝報》1轉載，廣為傳播了，有的作家來電話，半開玩笑說，以后不敢寫作了。其實，只要是真正的寫作，就必須反叛固有的秩序的，必須質疑世俗生活邏輯，所謂創(chuàng)作，就是創(chuàng)造出與這個常態(tài)世界不同的反常態(tài)世界。這是創(chuàng)作的基本品質，就像林兆華所說的，“有這個天性。”